京都論法 | 檢驗報告在環境污染案件中的定位與運用

時間:2019-12-18 來源: 作者: 呂志軒 邢盼 鄭炫 瀏覽: 打印 字號:T|T

  今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在環資庭成立五周年之際召開了新聞發布會。會上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江必新表示,五年來各級人民法院共受理各類環境資源一審案件1081111件,審結1031443件。通過數據不難看出,環境污染類案件的數量在近年來保持持續增長,相繼出臺的各類法律法規,也為該領域內的司法活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但在案件數量激增的同時,也產生了許多有待討論和解決的問題。本文將從檢驗報告的理論制度與實踐情況作為切入點,結合相關案例,討論在此類案件中應當注意的幾點問題。


  檢驗報告的產生


  環境污染類案件中,司法鑒定是人民法院調查案件事實的重要手段。只有經過司法行政機關審核登記的司法鑒定機構,才具備從事環境污染類案件的鑒定資格。根據相關公開資料顯示,截至2108年12月底,全國經省級司法行政機關審核登記的環境損害司法鑒定機構達103家,鑒定人1900余名[1]。而通過無訟檢索顯示,2018年全年涉及環境污染類案件約為7400余件(其中刑事類案件2258件,審結2204件)。相關鑒定機構數量還遠不能滿足實際案件所需。


  為解決鑒定機構數量偏少、分布不均、鑒定費用昂貴[2]等問題,最高法在2013年6月、2015年6月分別實施了《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與《關于審理環境侵權責任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確定了鑒定、檢驗兩條路互為補充的原則。環保部隨后于2014年1月、2016年2月制作了兩批《環境損害鑒定評估推薦機構名錄》,該名錄指出,針對環境污染類案件,除了可以通過司法鑒定機構出具鑒定意見外,還可以由推薦目錄中的機構出具檢驗報告。即檢驗報告規定的出臺,是對鑒定意見的補充和特定時期的過渡。


  檢驗報告與鑒定意見的異同


  檢驗報告與鑒定意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二者的制作人都是具有相關資質的人員,接受司法行政機關委托或聘請,對涉案資料進行分析判斷,最終做出書面意見。


  但檢驗報告并不完全等同于證據種類中的鑒定意見。鑒定意見必須經擁有法定鑒定資質,并以法定鑒定人和鑒定機構名義出具。司法鑒定機構則是指司法行政機關依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通過審核、登記、造冊、公告的法醫鑒定類、物證鑒定類與聲像資料鑒定類三大類鑒定機構。


  相比鑒定意見,檢驗報告在主體資格上則更為靈活,如行政機關及其下屬機構中的技術人員可以出具檢驗報告[3]。除了行政工作人員,獲得相應資質的第三方檢驗機構與人員也可出具檢驗報告[4]。這就造成了檢驗報告資質獲得存有差異,檢驗報告水平和質量參差不齊。依照前文所提的《決定》,這類機構與人員并非法定鑒定機構與鑒定人。


  檢驗報告在環境污染類案件中的問題


  一是檢驗報告容易同鑒定意見混同。通過無訟數據庫的檢索發現,檢驗報告在實務中的稱謂有很多種,如“檢測報告”[5]、“鑒定報告”[6]等,導致實務中檢驗報告經常與鑒定意見甚至監測報告混淆。


  二是檢驗報告采信率較高。從法理層面,檢驗報告若作為“參考”則應當接受控辯雙方的質證[7],但從案例檢索分析可知,實踐中,檢驗報告基本被法官完全采信,除非在有確鑿證據證明有誤,或者法官認為采信該報告必然帶來審判不公的情況下才不被采信。這種情況的產生一方面是由于模糊了檢驗報告的定位,另一方面,法官雖然具備較高的法律素養,但由于術業專攻,對于檢驗報告中專業性問題,如污染的種類、規模、數量等,法官也常常力有不逮,無法將檢驗報告的形式要件與實質內容涉及到的規范統統掌握,若法官一旦采信檢驗報告,則該報告往往不是作為定罪量刑之參考,而是成為定罪量刑之依據,與鑒定意見毫無二致。


  三是辯方缺乏有效質證手段。實踐中,由于對檢驗報告與鑒定意見的混淆,導致辯方很難利用有效手段對檢驗報告進行質證。加之辯方同樣欠缺相關專業知識,對檢驗報告的質證多停留在形式要件上,很少涉及專門性問題。通過案例檢索,辯方針對檢驗報告最頻繁的質證理由是相關人員機構的資質問題。如(1)實施檢驗的機構不具備司法鑒定資質,該報告不應采納;(2)實施檢驗的檢查人員不具備相應資質,不應采納其出具的檢驗報告;(3)檢驗報告沒有加蓋鑒定專用章等。而這些質證意見也幾乎不會被法庭采納,法官一般援引《刑訴法解釋》第87條對相關人員資質進行解釋,說明符合規定即完成了對檢驗報告的質證。但這種過于言簡意賅的方式,缺少相應的論證說理,使得檢驗報告的質證流于形式,無法實現質證對證據的審查作用。同時,若援引該解釋,則說明檢驗報告應當作為參考,可在最終論證階段又將其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8]。在這樣的邏輯下,導致檢驗報告在庭審中幾乎得不到有效質疑。


  四是檢驗人員出庭率較低。無論是按照《刑事訴訟法解釋》第87條的規定,還是依照實踐中檢驗報告與鑒定意見被混淆的邏輯,檢驗報告均應當參照鑒定意見的審查認定方式進行審查[9]。由于環境污染的行為和結果專業性較強,司法人員很難根據一般生活常識進行因果關系的判斷,往往在偵查活動和審查判斷上高度依賴環境部門的監測結論。而證據裁判原則和直接言辭原則是刑事訴訟法的兩大原則,檢驗人員針對控辯雙方存在質疑的檢驗報告出庭接受質詢,則是兩大原則的直接體現。同時,申請檢驗人員出庭能夠給查清案件事實并為專門問題的證明能力提供保證。但在實踐中,檢驗人員出庭率較低,辯護人也幾乎不會申請檢驗人員出庭,只有少數案件會申請重新鑒定。


  檢驗報告適用困境的對策


 ?。ㄒ唬┟鞔_檢驗報告的法律地位


  導致當前檢驗報告與鑒定意見在司法實踐中常被混淆的原因之一是:在立法上,檢驗報告的法律地位還不清晰。如果僅僅憑借檢驗報告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很容易引起歧義。根據《刑事訴訟法》第48條“可以用于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都是證據”可知,檢驗報告應當是證據。建議今后應從立法和實踐的不同層面對檢驗報告的證據類別進行劃分和解釋,比如將檢驗報告的法律效力進行降格處理,從“定案依據”變為“定案參考”,讓其區分于鑒定意見而存在,維護鑒定意見的穩定性。


 ?。ǘ┩晟茩z驗報告的質證手段


  通過檢索對比環境污染類案件的裁判文書,不難發現一個共性,即控辯雙方在質證中對專業性較強的檢驗報告很難做到有效質證,往往停留在對證據的形式要件提出質證建議,很少對實質的檢測內容發表評論。而對檢驗報告的放松審查,很可能變成潛在的錯判風險。建議應加強對檢驗報告的有效質證,在出現可能嚴重影響定罪量刑的爭議時,辯方可以嘗試從更多、更專業的角度對檢驗報告的真實性與客觀性進行提問,從而降低風險,緩解追責壓力。


 ?。ㄈ└纳茩z驗人出庭的相關條件


  在司法實踐中,檢驗人員出庭率較低是由多種因素導致的。要想改變這一現象,提高檢驗人員的出庭率,筆者建議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嘗試。第一,若控辯雙方對涉案的檢查驗報告存在疑問,可以申請檢驗人出庭作證。第二,改變現實中部分法官與公訴人對檢驗人員出庭作證的理解偏差,如申請檢驗人員出庭可能會導致庭審的過分拖延,檢驗人員不具備相應法律素養,可能無法回答辯方提問,導致檢驗結果被推翻等。這些觀點顯然不成立。刑事訴訟活動中,公正應當優先于效率,查明案件事實才是刑事司法活動的根本,而檢驗人員出庭參與質證,本身就有利于案件事實的查明和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應當積極鼓勵。最后,對于檢驗人員自身來說,若想從容應對庭審環境,也可以在先期接受相應的輔導,這樣不但可以幫助其熟悉庭審流程,提高庭審效率,也可以達到有效質證,將檢驗報告做到“名實相符”。


  引用及注釋


  [1] “生態環境損害公益訴訟將實現先鑒定后收費”《檢察日報》2019年1月23日


  [2]“四川現天價司法鑒定費:簽名、指紋和印章需17萬”《重慶晨報》? 2017年2月8日


  [3]這一現象是由于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辦案中,為確認行政相對人的法律地位、法律關系、或者相關法律事實,需要出具技術鑒定性質的行政確認書,這種現實功能需要得到相關法律法規、司法解釋或其他法律性文件的強化。而這些人員并非法定司法鑒定機構和法定鑒定人。


  [4]此類機構和人員的隸屬關系較為多樣,有的隸屬于科研院所,有的則是由省級以上環境保護部門認可的第三方機構。


  [5]江某、樊某某污染環境一審刑事判決書(2018)粵0404刑初61號。


  [6]某、盛某等污染環境罪二審刑事裁定書 (2014)淮中環刑終字第0003號


  [7]《刑訴法司法解釋》第87條 對案件中的專門性問題需要鑒定,但沒有法定司法鑒定機構,或者法律、司法解釋規定可以進行檢驗的,可以指派、聘請有專門知識的人進行檢驗,檢驗報告可以作為定罪量刑的參考。對檢驗報告的審查與認定,參照適用本節的有關規定。經人民法院通知,檢驗人拒不出庭作證的,檢驗報告不得作為定罪量刑的參考。


  [8]胡某某、張某某污染環境一審刑事判決書 (2017)魯0322刑初16號


  [9]《刑事訴訟法》第187條,被告人或辯護人對鑒定意見有異議,且人民法院認為鑒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鑒定人應當出,否則,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