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案手記 | 一個“定罪但免于刑事處罰案件”的遺憾

時間:2019-12-20 來源: 作者:朱婭琳 瀏覽: 打印 字號:T|T

  經過近兩年的努力,今天收到來自甘肅徽縣的一份定罪但免于刑事處罰的判決書,按道理作為辯護人能為當事人爭取到最輕的處罰判決,應該是一個高興的事,但是我卻怎么也高興不起來。


  案件回溯到2017年,甘肅徽縣反貪局以被告人牛**涉嫌向時任甘肅省林業廳廳長的馬光明行賄258.68萬元(一套房屋價值77萬,一輛汽車價值31.68萬元,現金150萬元)向徽縣人民檢察院移送審查起訴。經過與檢察官反復溝通,最終取消了關于汽車和現金的指控,其中艱難自不必多說,在此也對檢察官表示感謝,能夠排除萬難堅持己見。


  最終法院判決被告人行賄55萬元,(房屋價值77萬元,其中55萬構成行賄)作為辯護人對此結果仍有遺憾……


  遺憾一,前案生效判決采信的證據、認定的事實不能在后案中直接作為定罪根據


  法院裁判的重要理由之一是:“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牛**行賄事實已被生效隴南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甘12刑初10號刑事判決書所認定,故對被告人的辯解及辯護人的辯護意見不予支持”。意思就是本案的行賄一實,已被前案的受賄判決認定,所以不支持被告人及辯護人的意見,法庭的這種認定本身就是錯誤且自相矛盾的。


  一、我們都知道行、受賄犯罪之間存在對合關系,但不是真正意義的對合犯,不是有了受賄罪,就一定要有行賄罪,這是毋庸置疑。換句話說即便馬光明構成受賄罪,也不意味著被告人就一定構成行賄罪,所以拿馬光明犯受賄的判決認定被告人行賄本身就犯了邏輯錯誤。


  二、已決共同犯罪被告人的生效判決采信的依據及認定的事實在后案或其他相關案件的審理中能否直接被采信,刑訴法及司法解釋沒有明確的規定。實踐中部分檢察機關把生效判決所認定的事實直接作為后案起訴指控的事實,其依據的是《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437條之規定:“在法庭審理中,下列事實不必提出證據進行證明:(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確認的并且未依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理的事實;”但是要明確的是,上述內容是對檢察機關舉證責任的規定,并不是對法院證據采信標準的規定,法官在刑事案件審理中,仍然要嚴格依照《刑事訴訟法》和《最高法刑訴法解釋》的規定“證據未經當庭出示、辨認、質證等法庭調查程序查證屬實,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換句話說,前案判決認定的事實可以用來指控后案罪名成立,但是該事實未經法庭出示、辨認、質證,不得作為定案根據。


  三、關于如何認識刑事訴訟中已生效裁判文書的證明對象及證明效力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參考》第497號指導案例“何永國搶劫案”的裁判理由有充分的說理和論證,主要有以下兩點:


  第一、由于我國目前還沒有出臺專門的刑事訴訟證據規則,有意見認為,在判斷已生效刑事裁判文書的效力時,可以參照民事訴訟或者行政訴訟證據規則,已生效的刑事裁判文書所確認的事實,屬于無須舉證證明或者法庭可以直接認定的事實,進而認為,當公訴人在法庭上舉出已生效共犯的裁判文書作為證據質證時,意味著該文書所采信的證據可以理所當然地成為指控在審案件被告人的證據,無須再一一加以質證。


  我們認為,這種理解是不妥當的?!蹲罡呷嗣穹ㄔ宏P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六十八條規定,對已經依法證明的事實,法庭可以直接認定;《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九條規定,對已為人民法院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確認的事實,當事人無須舉證證明。這兩條規定雖然明確肯定了生效裁判所確認的事實的效力,但這種規定不是絕對的,當事人可以提出相反證據推翻生效裁判所確認的事實;況且,更為關鍵的是,行政訴訟、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在法律后果的承擔上有質的差別,其證明標準遠低于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因此二者的證據規則對于刑事訴訟只有參考意義,不能依照執行。如何確認已生效的共同犯罪人的裁判文書的證明效力,應當嚴格依據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結合刑事訴訟原理得出結論。


  我們認為,在審理后到案共同犯罪被告人時,對先到案共犯的裁判文書所采信的證據,應當重新逐項質證,否則不能作為認定在審案件被告人犯罪事實的證據使用。


  第二、共犯的生效裁判文書本身是一種證據,確切地說是一種書證,它所證明的是共同犯罪人因共同犯罪被定罪判刑的情況,而不能直接證明后到案被告人的犯罪事實。雖然該文書所采信的證據多將成為指控后到案被告人的證據,但對該文書本身的質證代替不了對其中具體證據的質證。因為對具體證據的質證,目的在于判斷該證據能否成為后案中指控被告人犯罪的證據,它與質證該裁判文書本身的效用明顯不同。同時,如果不對具體證據進行質證,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就沒有機會針對該具體證據發表意見,實際上剝奪了被告人的辯護權,也不利于全面查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實。因此,采納未經質證的證據,是對法律和司法解釋規定的審判程序的一種實質性的違反,可能影響到案件的公正審判。


  由此可見生效法律文書所采信的事實和證據因未經在審案件質證,不能作為后案被告人有罪的證據。


  具體到本案,馬光明的判決中認定收受被告人三筆財物,而本案中檢察院僅起訴了關于房屋的一筆,另外兩筆,檢察院經兩次退補仍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而作出不起訴決定。而僅剩下的一筆房屋,馬光明的判決認定價值77萬,而本案已查證購房款中有22萬元是來自于馬光明自己,被告人的行賄金額只有55萬。由此可見前案與后案認定的事實已出現偏差,進一步印證了上述觀點。馬光明的判決書不能作為認定本案被告人有罪的證據。


  遺憾二,判決書中對于被告人是否謀取“不正當利益”未予評析


  判決書認定:“被告人牛**為感謝馬光明曾為其前妻工作調動給予幫助,并和馬光明拉近關系,以便在業務上得到幫助,以77萬元人民幣為其購買房產一套”。拉近關系以便在業務上得到幫助,僅是概括性的陳述沒有具體請托事項,且案卷中沒有被告得到幫助的相關證據,不能作為構成行賄罪的要件,不贅述。


  關于調動工作,被告人的確請馬光明幫忙問問看能否將在蘭州市紅古區人才交流中心工作的妻子調往嘉峪關市政府駐上海聯系處工作以便照顧在上海上學的孩子。時任嘉峪關人事局領導的馬國昌證實其回復馬光明時說到:“此事要用人單位先了解一下,如果沒有問題,就讓用人單位報接收函過來,我們人事局再上個局務會,同意之后就發商調函”。我們都知道所謂的“不正當利益”包含利益本身不正當,以及謀取利益的手段不正當。而從證據上我們可以看到,調動工作本身不具有不正當性,調動工作的過程中,馬國昌也是嚴格按照規定辦事,并沒有違反法律、法規、規章、政策以及行為規范,不應認定為不正當利益。遺憾的是判決書對此并未詳細評析,僅是簡單粗暴的予以認定,實難讓人信服。


  遺憾三,對定罪至關重要的證據不予調取,疑罪從無的理念宛如海市蜃樓


  馬光明與本案被告人牛**是多年的朋友,自2011年起馬光明就將大量現金存放在被告人經營的公司,并以牛新莉、王子牛、麻貴民的名義記錄在賬。購買房屋的中的22 萬元人民幣在以王子牛的名義存放在被告人公司的賬上記賬,上述事實已經法庭確認。對于該22萬元出自馬光明自己沒有爭議。剩余的55萬元,被告人供述及法庭調查中多次提到,因考慮到馬光明讓其朋友長期居住,遂從馬光明交給其的現金中直接扣除了55萬元作為剩余的房款,馬光明對此也予以認可。因本案審理時馬光明已判刑入獄,辯護人及被告人多次申請法庭調取核實,遺憾的是法庭對此置若罔聞,即不調取,又不回復。退一步講,即使不調取核實,但基于被告人與馬光明有前述存放款項以及扣除房款的事實存在,我們不能排除余下的55萬元,被告人亦從馬光明自己的錢款中扣除的事實,基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及疑罪從無的原則,亦不應認定被告人行賄了這55萬。遺憾的是,法庭并未采納辯護人的觀點。


  一個看似勝利的判決,卻隱含的諸多的問題,對于被告人而言,雖然未受到處罰,但加之一個莫虛有的事實,顯然也是不公平、公正的。但我仍抱有信心,相信終有一天會讓每個人感受到法律的公平、公正。